是黑人中醫,不是黑中醫(是黑人中醫,不是黑中醫怎么辦)

2023-04-21 16:39:10   編輯:唐薇影
導讀   作者 | 郭玉潔  迪亞拉醫生是個黑人。他個子不高,但手指挺長。這雙給數不清的中國人把過脈的手上,一道分界線分開了黃色的手心

  作者 | 郭玉潔

  迪亞拉醫生是個黑人。他個子不高,但手指挺長。這雙給數不清的中國人把過脈的手上,一道分界線分開了黃色的手心和黑色的手背。

  1984年秋天,他和11位同學從西非的馬里共和國出發,經巴黎、印度轉機,花了2天輾轉抵達北京。當晚,他人生第一次喝了杯“滾燙的熱水”。

  在之后的39年里,迪亞拉的故事可以這樣概括:一個家境優渥、成績優異的馬里醫學生來中國求學,從西醫轉學中醫。他花11年,讀下了中醫的本碩博學位,成為世界上首位外籍中醫博士。畢業后,他和一個四川姑娘結婚,陸續在四川幾家中醫院工作。后來,他辭職,做過無國界醫生,服務云南鄉村的麻風病人、艾滋病人,又自發做了十年的鄉村醫生培訓,累計培訓了三千多名鄉村醫生。

  但這39年又很難用幾千字講完:他幾乎走遍了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每一個村莊,他的車5年就開了37萬公里,在紅河州多急轉彎的盤山路上,他出過多次車禍。作為醫生,他到過1998年長江洪水、汶川地震、玉樹地震的救災現場,母親去世的時候,他正在抗洪的長江大堤上。2000年初,每次他到紅河州的那些“缺醫少藥”的村子,找他看病的人會排成長隊,他會被至少十個人圍住,從早“坐診”到晚——迪亞拉醫生來者不拒。

2018年,云南省元陽縣攀枝花鄉,迪亞拉和村民們在一起。受訪者供圖2018年,云南省元陽縣攀枝花鄉,迪亞拉和村民們在一起。受訪者供圖

  迪亞拉醫生是神秘的。1997年,當在四川讀中醫博士的他愛上四川姑娘楊梅、想和她結婚時,楊梅父母反對說,“誰知道他在馬里有沒有結過婚?”人們對他的祖國馬里共和國的了解,遠不及他對中國的。這種差異在此后的幾十年里日益加深?,F在,迪亞拉熟悉的方言比很多中國人都多,包括北京話、粵語、四川話、云南話,一些哈尼語和藏語。以至于,他流暢的普通話夾雜一絲“四不像”的怪異,不管在南方北方,聽者總說他的口音來自異鄉。

  迪亞拉醫生似乎生來會成為一個醫生。他生于醫生世家,很小的時候,就住在父親做院長的醫院院子里,經常旁觀父親看病。從父親那,他很早熟悉了希波拉底誓言,“無論至何處,遇男或女,貴人及奴婢,我之唯一目的,為病家謀幸?!?,明白從醫要“愛他人如愛自己”,“只有這樣,才能體會病人身上那些傷痛”。

  迪亞拉說醫生服務的是“眾生”,不是中國人或馬里人,他形容自己是“地球村的村醫”,作為一個醫生,最重要的治好眼前的病人,無論對方來自哪里。

  關于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轉折,很多時候他用“緣分”“直覺”來解釋。例如,起初他有去前蘇聯的留學機會,但他放棄了,后來又趕上了來中國的項目,所以來了中國;到中國之初他在北京學習普外科,但他覺得普外科當時給留學生設置的課程太簡單——他是以全省第一從馬里的醫學院畢業的——于是轉學中醫。很小的時候,他就見過中國醫療隊在父親的醫院給病人針灸;做無國界醫生,是失業時恰好在路上碰到老同學,同學正在為無國界醫生項目尋找醫療官;做鄉村醫生培訓,是因為做無國界醫生時發現一些鄉村醫生基礎太差,他覺得不得不做;而后來救助的許多病人,則是順著和他保持聯系的學生們,出現在他面前。就像迪亞拉自己所說,他做這些并非有意為之,只是“一件事引發另外一件事”,“剛好見到了”。

  他在廣州中醫藥大學讀本科時,班上還有幾個外國人,但學中醫需要讀醫古文,沒多久,其他人就走了,只有一位同學堅持到畢業,但沒再讀中醫碩士。

  迪亞拉碩士畢業時,馬里的教育部門不愿意再資助他讀書,認為他該回國工作了,他卻覺得自己還沒學透,靠著家里的接濟、在醫院值夜班賺來的加班費自費讀了下來。他沒和家里人說過教育部門停止資助的事,最困難的時候,全身上下只剩下五塊錢,連飯也吃不上。這時候,馬里突然打給他一筆過去的獎學金“欠款”,他幸運渡過了難關。

  他剛工作時,見他是外國人,沒有一個病人找他看病,隔壁診室排著長龍。他在第四天有了第一個病人,病人從他診室跑出來質問前臺:“我不是掛的中醫嗎,怎么是個黑黢黢的人?”迪亞拉挽留她:沒有效果,我不收一分錢。

  后來,他的病人越來越多。但又面臨另一重矛盾,病人多,獎金卻少,有一次,拿到的獎金只有另一位同事的四十分之一。院長多次來找他談話,說他給病人開藥太少。第三次來找他,他辭職了,開病人不需要的藥,違背他的價值觀。

  失業后,迪亞拉醫生通過無國界醫生項目進入云南鄉村。待了十幾年,很多的邊界在這里漸漸消弭。2000年初,云南一些鄉村經濟條件差,西藥和醫療器械匱乏,迪亞拉帶著人就地找草藥,教當地人用中醫就地取材來治病。在一個村子,他搜尋幾百種草藥,可治療當地七十多種常見疾病,這些經驗被他編成了小冊子。

  在鄉村醫生培訓班,他則更多地教基礎的西醫知識,從人體構造講起,教醫生們外傷縫合、打針,降低輸液率。有時他會被村民圍觀,有人懷疑過他是否有“特殊目的”。但也有村民以為他只是來自高原的某個少數民族。不少人問他,中國人的體質和馬里人有什么不同嗎?他總說,人類的身體都是一樣的,只是環境不同,隨環境產生了不同特征。后來,根據少數民族習俗,甚至不少村民拜他做“義父”。

  迪亞拉醫生要與村民頑強的習慣習俗斗爭。在一個村子,居民世代住在只有狹小窗戶的黑暗房間,人畜共處,極不衛生。但長期習慣很難改變,當地政府請迪亞拉來幫忙勸說。迪亞拉對村民開玩笑:知道我為什么不愿意來你家嗎?進來你們就看不見我了。

  2000年初,迪亞拉醫生來到云南的麻風病村時,這些村子已與外界隔絕二十多年。即使做傷口清理時,迪亞拉也從不戴口罩、手套,怕刺痛麻風病人本就敏感的神經,加重當地對麻風病人的歧視。麻風病損傷神經,有病人下肢腐爛,為防止蟲鼠啃咬,用塑料布纏了一圈又一圈。有一次,迪亞拉把一位70多歲老婦小腿上的塑料布解開,用手清洗、消毒,身邊隨行的人聞到氣味都散開,跑到遠處。他曾見過一個患有艾滋病的男孩被關在豬圈里。他們和防疫站站長做了思想工作,最終把男孩背了出來。迪亞拉以這個故事為原型,排演了一部話劇,請當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做演員,在廣場上演出。

  另一個地方,村民靠山泉水生活。在水源處,牛和人共飲一處水,水里有牛糞,漲水時顏色污濁,而旱季村民又缺水喝。迪亞拉想了很多辦法改變他們的飲水習慣,收效甚微。后來,他把他們喝水的照片做成幻燈片,拉一個大幕,當成電影給大家放。因為沒看過電影,村里人幾乎都來了,看到上面的自己,捂著嘴笑。迪亞拉逐漸把污水的照片放出來,村民的表情逐漸開始變。他們就這樣被迪亞拉潛移默化地改變,后來,迪亞拉在這里建了儲水和凈水設施,村子有了穩定、清潔的水源。

  有一天,迪亞拉培訓過的鄉村醫生來找他,告訴他村里有個孩子的臉被某種蟲子叮咬,從鼻子到上顎,開始變黑、腐爛。迪亞拉沒見過這種病,他聯系專家,幫他免費做手術。但孩子的家長不愿參與,迪亞拉嘗試了三次也沒成功。其中有一次,他終于說服孩子父親帶著孩子來昆明,安排好了車來接,但父親在車抵達昆明前下車,孩子自己來到昆明,走丟了。

  準備做手術的醫生沒等來患者。迪亞拉后來通過派出所,在收容所找到了那個男孩。手術最終也沒做成功。迪亞拉曾把這個男孩帶回家,把自己年幼的兒子嚇哭了。迪亞拉的兒子總跟著他下鄉,嘗盡了奔波之苦,后來他說,長大了堅決不做醫生。

  迪亞拉醫生性格中有完全相反的兩面。一方面是軟的。同學李勇記得,大學期間的迪亞拉善良單純,“對于中國的一些人情世故和社會陰暗面不了解”,會“不分青紅皂白”地幫別人,也曾被人賴上,被騙吃騙喝,“吃了虧他也不知道,我和他講了他才明白?!?/p>

  一方面是硬的。迪亞拉的農民朋友郭永建說他是“工作狂”,有時候去下鄉,回不到賓館了,他會搭帳篷睡在野外,隨便吃點方便面。參加過培訓的鄉村醫生對迪亞拉的印象是,非常守時。楊梅說,迪亞拉發現話費收費不合理,都會和通信公司打電話,把費用明細搞清。他們剛認識時,有一次在公交車上,迪亞拉看到下面有人抬著沒開鎖的自行車走,就要下車去抓小偷。

  做鄉村醫生培訓時,迪亞拉籌款,包攬了所有村醫的路費、住宿費、伙食費,提供工作服、藥品和書籍,他怕不提供路費人家不肯來。學員是要靠地方政府組織參與的。培訓采取封閉式管理,課程安排很滿,每周都要考試,不及格還要補考,學生壓力很大。學員整體基礎差,很多不會說漢話,有的連字也認不全。有的學員已經做了10年村醫,但是在迪亞拉的培訓上,才從“一個系統一個系統”的教學中,了解了人體結構原來是這么復雜。

  在云南,迪亞拉要求身邊工作人員一同出去吃飯,最多只能點與人數相等的菜加一個湯。他也會站在餐廳里監督學員不要倒掉剩飯。即使是現在,他的眼睛總會注意到人走了卻還沒熄滅的燈。

  曾有人議論,這是因為他是非洲來的,沒過過好日子。實際上,迪亞拉說,在馬里,1970年他們家就擁有一輛路虎汽車。郭永建這樣理解他對節約的追求,“把錢省下來,用在該用的地方,使每一分錢都沒罪過?!?/p>

  有一次,他們倆花了一頭牛的價錢請人吃飯,客人沒吃幾口就走了,他們和服務員打招呼,說不要倒掉飯菜,他們從前門送走客人,又從后門偷偷回去,把飯菜打包,帶回去給鄉村醫生培訓班的廚師和學員。

  妻子楊梅覺得他把耐心更多給了病人、學生,在鄉村醫生培訓班上,很多學員印象最深刻的瞬間,是有人突然端來大蛋糕,給當月生日的人集體慶祝的那一天。當時,迪亞拉出主意,欲揚先抑,先作勢要批評他們,讓幾個人站到臺前,最后端來蛋糕,給他們一個驚喜。不少學員哭了。鄉村醫生馬財寶說,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過生日。

  而楊梅印象深刻的是,有一次她生日,自己提了,迪亞拉才去買了個禮物。在聚會場合,總有人找他現場看病,迪亞拉也不拒絕,有一次楊梅本來和他挨著坐,后來被擠到了一邊。

鄉村醫生培訓班上,迪亞拉組織給當月生日的學生集體慶祝。受訪者供圖鄉村醫生培訓班上,迪亞拉組織給當月生日的學生集體慶祝。受訪者供圖

  迪亞拉不喜歡拿世俗的標準和人比。結婚時,他找了很多人力三輪車,鋪上紅布、裝扮得很漂亮去接親?!皠e人都是豪車,那個豪車有什么意義?我們要和別人不一樣?!弊鲟l村醫生培訓的幾年,他們從成都搬到云南省蒙自市,當時那里的街道上只有一個紅綠燈。他們在那度過了經濟最困難的幾年。楊梅說,一度吃飯的錢都緊張。

  迪亞拉和楊梅有兩個孩子。兒子兩歲時就隨父母去了蒙自。在幼兒園,兒子總是哭著不想上學,后來楊梅才知道,因為膚色,他在學校受到了同學區別對待。但兒子不會表達,總是哭。女兒讀幼兒園時,被同學說過“皮膚黑”,還有同學家長說她,“在媽媽肚子里就被太陽曬黑了”。楊梅覺得難過,給孩子講,“所有皮膚的人都是上帝造的?!薄澳呐履闫つw不一樣,你還是人啊?!焙髞?,他們只能把孩子送去昆明讀國際小學。女兒讀書時,要拿一萬多元的學費,他們拿不出,迪亞拉找了一些翻譯的活賺錢,每晚坐在桌前翻譯到很晚。

  郭永建說,迪亞拉在鄉村面對病人的時候,活潑、幽默,愛開玩笑,但面對大人物——包括國家領導人和著名電視主持人,卻總是像個靦腆的小姑娘。為了做公益,他要四處找錢,維系各種社會關系。他有時候會和自己幫助的人說,“你們是小乞丐,我是大乞丐?!蹦切╋埦稚?,他的話不多。他幾乎滴酒不沾,有一次為了敬酒喝了3小盅白酒,晚上給郭永建打電話,說“老郭,我摸不到墻了”。

  雖然分屬南北半球,但馬里和紅河的緯度接近,常見的動植物相似。哈尼族有種傳統食物叫哈尼豆絲,制作方法、味道和馬里人的一種食物幾乎一模一樣??吹竭@些的時候,迪亞拉會想到家鄉。楊梅只隨丈夫回過一次馬里。但因只是短暫停留,且語言不通,和當地人的交流維持在表面。她印象最深的是,那個城市臨近尼日爾河,她吃到了好吃的羅非魚。在那里,她才明白迪亞拉為什么不喜歡把肉切成肉絲、肉片的川菜做法,因為在馬里,人們吃肉都是大塊大塊的。

  “迪亞拉”只是Diarra Boubacar 20歲時才有的名字,他的母語是法語,也會英語、西班牙語。1984年,中國的留學生接待人員聽了他的名字后,寫下這個音譯名,從此這成為他在所有場合的中文名。云南紅河的鄉村醫生們熟悉“迪亞拉醫生”的故事,但對那個叫Diarra Boubacar的人,那個有一千多萬人口、盛產黃金和芒果的西非小國,他們知之甚少。

  1985年,在廣州中醫藥大學,李勇第一次見到他,他著一身華貴的馬里傳統服飾,給李勇留下深刻印象。2012年,迪亞拉因獲得第七屆中國慈善獎,被邀請至中南海,工作人員通知他要“穿正裝”。

  “我說什么是正裝?我覺得正裝應該一是有民族特色的,二是很有意義的東西?!弊詈?,迪亞拉穿著云南少數民族村民給他做的馬褂,出現在中南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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